人治中國VS法治香港

香港 基本法

早前,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指根據基本法,香港教育局局長需要接受中央政府監督,但遍查基本法,根本無相關規定,有關說法純屬杜撰。但陳氏的言論卻凸顯了一種思維,一種認為在一國兩制下,對香港事務,中央覺得要管,就可以管的思維。

但問題是,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英國統治後,早已感染了濃厚的法治精神,習慣凡事按特定的規章制度去行事,尊重合約精神,與政策朝令夕改、規則因人而異的內地人治模式格格不入。本來基本法已為中港之間的關係作了明確界定,但偏偏回歸後中央屢次逾越界線,以其人治思維片面解釋基本法,令其偏向一國方向,無視兩制差異,造成中港之間矛盾不斷。

例如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中,已對解釋基本法的程序有清晰規定:「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但回歸後進行的四次釋法中,除一一年「剛果案」釋法是跟隨條文規定,經終審法院提請,然後人大進行釋法外,其餘三次均未跟隨上述規定。其中九九年「居港權案」釋法及O五年「特首任期」釋法均是由行政長官提請,然後人大釋法,但基本法中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規定。而O四年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釋法,更是人大在沒有任何機關提請下,自行進行釋法,視基本法條文如無物。

本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只需經過「三步曲」,即「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備案」便可。但O四年人大釋法卻架床疊屋,強行在「三步曲」之前增加兩步曲,分別是「附件一和附件二是否需要修改,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大常委提出報告」及「人大常委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確定」,變成現在特區官員經常掛在嘴邊的政改「五步曲」。如此做法,不但直接削弱了香港對於政改的決定權,且根本與修改基本法無異。

亦因O四年釋法增加了「行政長官應提出報告」及「人大常委確定」兩步曲,伴隨而來的就是行政長官交報告後,人大常委對報告作的「決定」。中央分別在O四和一四年兩次以這種「人大決定」的方式,對香港的政改定下框架,第一次否決了O七O八雙普選,第二次就是最近關於一七年普選特首的八三一決定。但如前所述,基本法中有關政改的條文列明只需「三步曲」,前兩步曲根本不存在,因此根據前兩步曲派生出來的「人大決定」,自然也不可能在基本法中找到,因此「人大決定」根本「無法可依」,是中央強行加諸港人身上的。

到上年六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以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等,種種基本法中並不存在的講法,效果等同再次詮釋基本法,進一步壓縮香港的自治空間。但對中央而言,自然以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基本法的,因為甚麽是符合基本法,甚麽屬違反基本法,從來是它說了算。只不過,強推這種無視條文規定,不斷擴大對基本法解釋的人治做法,只會惹來港人更大反彈,繼續加深中央與港人之間的矛盾。面對如此局面,只是爆發了一場雨傘運動,其實香港人已經相當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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