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留守政總》原文2013年10月30日刊於明報
我是香港電視的前員工，離職前於資訊及紀錄片部任編劇。由10月15日開始，我的人生進入了一段現實版的奇幻旅程。
10月15日下午4點半，我和幾位同事正在會議房討論新節目的方向，因攝製隊在21日就會出發到台灣，時間已經不多了，前期準備要盡早完成。而大家都已知道，下午5點15分政府就會開記者會，公佈發牌結果。雖說是一個關乎公司命運，甚至個人前途的重要公佈，但從大家的言語神情當中，卻感覺不到一絲的緊張。因為在大家心中，『香港電視不獲發牌』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事後證明，我們都棋差一著，忽略了這個政府，原來有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能力。
還記得公佈結果的那一刻，聽到『香港電視娛樂』獲得牌照，有同事還立刻歡呼慶祝，Yeah了出來。但到弄清楚『香港電視娛樂』原來是Now TV免費台的名字，而我們公司其實叫『香港電視網絡』時，大家的臉色都紛紛為之一沉，先轉為蒼白，再變為灰暗。
第二天，10月16日，公司宣布裁員320人，整個部門全軍覆沒，轉投失業大軍。
10月18日早上，獲知會21日就會收到大信封，而且今天就要決定自己的Last Day。『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問了自己一句。我所期待的劇本不應該是這樣的，我要的只是一個TVB式的大團圓結局，但現在你卻給了我一個反高潮，Sorry，恕我難以適應。整個發牌過程是典型的黑箱作業，政府以行政權力強制推行無民意支持的決策，更違反程序公義，再以荒謬的官腔掩盖市民的疑問，視民意為無物。這已不是個人一份工作的問題，而是公義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要一個怎樣的政府的問題。是可忍，孰不可忍？為什麼香港電視會出局，我需要一個解釋，香港人也需要一個答案。
我們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印好了遊行用的T-Shirt，做好一切標語、橫額、紙牌和道具，還借來了一批帳篷和若干睡袋地席，沒錯，我們要留守政總，長期抗爭。這是一個可悲的現實：這個政府已不會為一次單一的遊行而回應民意，哪怕有10萬人上街也好，20萬人也罷。所以，我們必需做更多。
10月20日，全港大遊行。我不是遊行常客，從沒想過自己會舉著巨型橫額，喊著口號大步邁向政府總部，更別說站在政總台上，被數以萬計的群眾注視了。而更想不到的，是竟然有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支持伸張公義，聲勢之浩大，訴求之真誠，令人動容。而市民的支持，是我們留下的最大動力。
10月21日，面對10萬人的民意，但政府仍對事件支吾以對，大耍官腔。大會再於政總舉辦集會，名為『上街睇電視』，意思是『你唔比我開台，我咪上街睇電視囉！』效果非常好，成功吸引大量市民。而我個人感觸最深的，是當日播出了紀錄片《挑戰》的預告片。《挑戰》是我加入香港電視後第一個負責的節目，也是最後一個。上年9月，我們去了瓦努阿圖，7日之內上了3個火山，最後不辱使命，成功拍攝了震撼的熔岩湖。熾烈的熔岩不停翻滾的畫面，歷歷在目。一般電視台跟本不可能作這種投資，製作這類型的節目，以個人來說，也是很難得的經歷，我為曾經參與這個節目感到自豪。所以當觀眾看到預告片，發出『哇，哇！』的歡呼聲時，一半，我感到高興；但另一半，卻是惋惜。
我是看電視長大的，與眾多香港人一樣，對近年香港的電視節目質素下滑，於東南亞及華人世界失去影響力而感到痛心。我們明明有一個大好機會去扭轉這個局面，明明有一個瘋子肯為香港的創意工業大灑金錢，重新點燃起大家的希望，為什麼到頭來卻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10月22日，大會向特首提交了請願信，希望清晰交代不發牌的理由。往後四晚，我們一連在政總舉辦了四場集會，參加的市民不可謂不多，但一切努力，換來的只是更多的保密理由，更多的官腔。到10月25日，終於出現了要留，還是要撤的問題。只是兩個星期以前，我一刻也沒想過自己會留守政總抗爭，而且是這麼長時間。但更沒想過的是，數以十萬計市民連續一星期的不斷集會、遊行、請願，政府竟然可以不屑一顧，麻木至此，我感到很迷惘。我要的，只是一個常人能接受的交代，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但現在卻變成了奢求。到底我還可以做些什麼，才可以令這個政府改變？令它不再漠視民意，令它不再隨便破壞我們珍視的制度，令它的施政更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
10月26日，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宣布暫時撤離，11月6日再重返政總包圍立法會，以民意促請議員通過引用特權法調查發牌事件的真相。但香港人是善忘的，我很擔心，我們一但撤離，事情很快就會無聲無息的淡忘，熱情也會在無形中迅速冷卻，我們不甘心。我們一直以來的努力、堅持，難道就要這樣草草告終？在關鍵的時刻，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選擇留下，把未竟的事業延續下去。我和一群曾經共事的朋友，為堅持，為公義，決定繼續留守。
此刻，我想起胡適先生的一句話：『成功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我不知道我們的堅持會不會有結果，但我深信，付出的努力與汗水，一定不會白費，它會在你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看不見想不到的地方，生根發葉，開花結果。